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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今日话题第4005期:回归“企业办托”?有困难,但值得一试

    导语

    全面二孩实施之后,上班族的幼儿谁来带,越来越成为社会痛点。在“老人带娃”遇到诸多问题的时候,“企业办托”成为不少人的指望。今年以来,上海、深圳等地出台措施鼓励企业单位自办幼儿园、托儿所,一些企业也已经开始探索。对此有人叫好,也有人质疑――“这不是回到大锅饭时代了吗?”“一个企业什么都干的话,那还需要市场经济、社会分工吗?”那么,到底该如何看待企业办托?楼上办公楼下托儿所,这种模式好不好?…[详细]

    要点速读

    1

    企业为员工办幼托,这是“老办法”又受欢迎了。

    2

    企业愿意做这份“大锅饭”,是因为这种做法能提升员工士气,有助提高企业效率。

    3

    企业办托也存在实际困难,需要共同探索解决。

    “企业办托”三十年前曾挨批,如今汹涌回潮

    上海市总工会在8月7日出台文件,鼓励在职工需求集中并且有条件的企业、园区、楼宇等单位,探索开展职工子女全托、晚托、暑假托、寒假托等各类形式的托育服务。截至目前,上海已开办了68家职工亲子工作室,其中有55家开办了暑托班。去年,上海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“申工社”发起的调查显示:近千名受访者中,赞同企事业单位办托儿所(幼儿园)的超过9成。

    深圳市最近也出台了相关规定,探索举办规模较小、服务形式灵活多样的学前教育机构,鼓励包括企事业单位、慈善机构、社区组织和公民个人多途径、多形式参与办学。许多家长认为这是“政府鼓励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”,欢欣鼓舞。不少企业也已经开始进行了尝试。

    媒体则将此现象解读为“企业为员工办幼托,这个老办法又受欢迎了。” 的确,企业办托办幼,并不算是新鲜事,在上世纪80年代乃至更早的时候,就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开办了自己的托儿所,幼儿园,甚至可以说是学前教育的主流形式。

    八十年代末的纺织厂幼儿园,《工人日报》资料图

    八十年代末的纺织厂幼儿园,《工人日报》资料图

    那为什么这种做法后来有所式微呢?因为这种做法提高了企业成本,不符合市场经济社会分工的理念。1986年,上海解放日报出了一篇评论《企业办托儿所利弊谈》,里面就表示,“企业办托儿所从长远看是不可取的。 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正在顺利进行,应该千方百计地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改革环境,让企业集中精力把生产和经营搞活,把经济效益搞上去。企业活了,上海也就有生机了。 否则,别说托儿所无法解决,上海的一切问题都会发生困难。”“一些有条件的郊区厂或职工居住相对集中场地、资金、师资诸条件又都具备的企业,作为一种权宜之计,可以办一些幼儿园、 托儿所。但迟早要过渡到由社会来办。由此,笔者最后呼吁,解放企业,让企业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。”

    这篇文章当年被赞许为彰显改革勇气的好文,何以三十年后,“企业办托”又回潮了呢?

    1986年解放日报上的《企业办托儿所利弊谈》

    1986年解放日报上的《企业办托儿所利弊谈》

    “企业办托”回潮的条件:优质第三方服务在兴起,企业有意愿、有能力为员工提供福利

    事实上,如今的“企业办托”回潮,并不是走回老路。当年的“企业办托”,只能是企业自行操办,而如今的企业,却可以选择对外购买服务,这相当于组织团购。这是一种流行做法,今年3月,京东总部的托幼中心正式开张,员工子女不仅可以免费入学,还可以免费享用为宝宝们提供母婴产品,其幼托中心由第三方机构提供服务。

    携程的亲子园也是和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合作,这个机构是由上海市长宁区妇联推荐的,“基本上我们招收孩子年龄层是从18个月开始一直到三岁半。员工可以直接通过邮件报名,原则上只要他们报名了我们就可以让他们来上。每个月的收费是1600元,另外,每天还会收取28元餐费,包含上下午的点心还有午餐和晚餐。”据携程人力资源部高级主管陈琦全介绍,这个费用占员工收入的20%―30%左右,“企业每年的投入大概要在两三百万左右。”

    京东办托儿所受到外界颇多称赞

    京东办托儿所受到外界颇多称赞

    这些额外增加的成本,相当于公司为员工子女提供的福利,由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服务,既能尽量保证托管和教育的质量,也让公司的身份更加超脱,不必亲自卷入繁琐的教育服务中去。

    这种做法看起来很不错,但到目前为止,中国的第三方幼托服务,还没有很好地发育起来,缺乏公认的品牌,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管制因素,民办幼托机构有一定门槛。

    所以一些有实力企业(如BAT)的员工,依然非常期待企业自行操办,或者至少在合作办托中起主导作用。在一些人看来,优秀的企业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,能把企业做大做强的管理团队,用“互联网思维”能颠覆掉许多传统行业,难道一个小小的托儿所还办不好?

    先不说这种想法自不自大,成不成立,但今时今日,用“大锅饭”“社会就该分工”来反驳“企业办托”,理据确实不太充足了。原因在于人们发现,即使是现代企业,企业与员工之间也可以不纯粹是雇佣关系,企业若能给员工在某些方面提供额外福利,甚至能够提升企业运行的效率。

    台湾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郑津津就认为,企业若能提供完善之托儿制度,会影响员工之工作士气与效率,且透过幼儿园收托非公司员工之子女,能增加幼儿园收入,不必完全仰赖公司补助,能减轻公司的负担。在他看来,“一个企业若有提供完善的托儿设施,定会吸引更多优秀、家有幼儿的人才,同时也较容易留住优秀、家有幼儿的员工,降低企业人力之流动,稳定企业之运作与生产力。如此企业不仅可以拥有优良人才,亦不必花费过多资源在训练新进员工上面。此外,完善的托儿设施或是托儿措施亦能降低员工之缺职率,并减少员工育婴假之使用率,缩短产假居家育儿之时间。 ”

    办幼托受到企业青睐,很大程度是因为能够吸引和留住优秀员工

    办幼托受到企业青睐,很大程度是因为能够吸引和留住优秀员工

    “企业办托”的困难:需要解决效率问题,也要想办法应对现实困难

    “优秀企业该解决员工所有问题”,一些世界上最好的企业奉行这样的理念,谷歌是其中的佼佼者。比如谷歌就允许年轻的妈妈们每年带薪休假18周,专门回家照顾孩子,爸爸们短一些,也有7周。

    自然,在托儿服务方面,谷歌也不会缺席。谷歌管理人员相信自己什么事都会做得比别人好,包括托儿所。所以,谷歌一直保持着业界最低的教师孩子比例,聘用最好的教师,提供最好的玩具。

    这种做法显然会非常吸引员工,一些新员工发现要排队等两年才能轮到他们。另外,这么高级的托儿服务成本非常贵,谷歌对每个孩子每年的补助费用一度高达37000美元,远远高于硅谷其他公司的补助。在这种情况下,谷歌不得不大幅度地提高员工子女入托的价格,这一做法一度使得员工怨声载道。

    这一例子表明,并不是优秀的企业就能很好地解决办托儿所的效率问题。企业想要办一个员工满意的托儿所,往往要付出高昂成本。这种福利,基本上还是一分钱一分货,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。所以,很多大企业虽然也觉得办托儿所对留住员工很有好处,但目前还没有去做的打算。

    除此之外还有很实际的问题――员工“带娃上班”是挺好,但一旦员工需要加班,娃也跟着加班吗?员工离单位经常有较远的距离,娃也要忍受长途旅程,而不就近入托,就近入园吗?

    这些问题同样也是企业办托的一大障碍,三十年前的《企业办托儿所利弊谈》就早已提过。如何解决,有待企业和社会一起探索。

    企业办托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想法,但也存在诸多实际困难

    企业办托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想法,但也存在诸多实际困难

    国企办托的道德困境:需要国家介入

    企业办幼托要分类讨论,一种是民营企业――只要你企业愿意,想办就办,还有一种是国有企业――在今天,已经不是你想办就能办,它既可能给国企带来新的沉重包袱,更摆脱不了“钱从哪里来、凭什么花钱”的道德困境。

    光明网评论员文章分析认为,事业单位办幼儿园、托儿所,往往是被当成职工的福利。这些福利,从公共财政支出的原则而言,名不正言不顺,与政府机构简政的行政目标相冲突。即使是垄断企业,也将加大消费者负担,对企业发展构成潜在的负担。再者,由以往“单位办社会”的教训看,单位办这办那,极易在企业事业单位内部形成“福利”分配上的不公和腐败,造成人身依附等等复杂的人际关系……所有这些都与企业事业单位本身的社会分工及其功能相背离。

   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,“国企办社会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,但今天看来,已经不合时宜。垄断国企的高额利润本来就备受质疑,再将本该上缴国库的利润切出一块拿去搞职工福利,是难以服众的。

    那国企职工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吗?对于这一点,需要的是国家介入。幼托事业的兴办显然不可能只指望一种形式,除去企业办托,社会办托之外,国家承担起责任是很重要的一环。

    从世界范围看,推行普惠制幼儿园,解决入园难入园贵,保障教育公平已经以法律形式在很多国家得到保障。墨西哥早在2002年就颁布了《学前义务教育法》,规定政府财政投入占主导发展学前教育。在古巴,政府通过“教育你的孩子”计划,为困难家庭提供免费的优质学前教育。中国对此长期以来都有投入欠账,加之“二孩来袭”,普惠与大众还有距离。二孩政策已经落地,人口形势有必要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去看待。目前鼓励二孩的配套政策还很不完善,幼托的免费无疑是鼓励生育二孩的关键一步,希望迈出这一步不要等太久。

    结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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